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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温总理,我也有达赖喇嘛真分裂假和平的确凿证据 2008-03-30 12:52:56

中国总理温家宝本月在记者招待会上讲到西藏骚乱时讲:“我们有足够事实证明,这起事件是由达赖集团有组织、有蓄谋、精心策划和煽动起来的。这就更加暴露了达赖集团一贯标榜的‘不追求独立、和平对话’是一片谎言。伪善的谎言掩盖不了铁的事实。”此话一出,西方政要和媒体都呼吁中国政府拿出指责达赖的证据。在等了几天后,新华社于星期日(330)下午公布了一些细节证据。其实对于达赖真分裂假和平的证据,我们无需去刨根问底,眼前就有一个,而且是公开的。 

达赖在328日发表了一份呼吁书。我先看到的是中文版的,是针对全球华人的呼吁书。我当时就想去看一下达赖的呼吁书的英文版,只可惜在西藏流亡政府的英文网站上一直没有找到。后来在别的媒体上总算找到了英文版呼吁书的出处。查来一看,和中文版的呼吁书一比较,非常吃惊。一看就知道达赖在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先来看看他在呼吁书里讲了什么。 

开篇第一段,达赖写道: 

Today, I extend heartfelt greetings to my Chinese brothers and sisters around the world, particularly to thos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light of the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ibet, I would like to share with you my thoughts concerning relations between the Tibetan and Chinese peoples, and make a personal appeal to all of you. 

我们都知道,在中国人心里,Chinese People是指中华民族,是包括汉族和藏族在内的中华民族。但达赖在这里把藏人(Tibetan)和中华民族(Chinese)并列和对等了起来!也就是讲藏人是藏人,中华民族是中华民族;藏人不是中华民族一分子。这封呼吁书表面上讲应该是讲给全体华人听的。也就是讲达赖是希望十三亿人民能聆听他的倾述的。可他这开篇第一段,在十三亿听众的眼里哪是什么呼吁书,简直就是一篇挑战书!他讲的藏人不是中华民族一部分,无异于在美国把黑人或印第安人和美国人民对立了起来一样,相信美国人民也不会接受美国黑人或美国印第安人是和美国人民并列和对等的民族吧。但也就是达赖这样多年来的讲法,让西方人觉得藏人是藏人,中国人是中国人;也就让西方人非常合理地得出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结论。达赖坚称的什么不搞分裂也就无从谈起了。 

但,达赖对西方是这么讲的,可对中国人却不是这样讲的。在他的呼吁书的中文版里,第一段是这样讲的: 

“今天我首先向全球华人同胞,尤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所有汉族同胞们,表示真诚、友好的问候!同时,针对近期在西藏发生的事件,以及相关的汉藏民族关系等问题发表我的想法,并以我个人的身份对大家做出一些呼吁。” 

达赖在这里显然是用了两面派的欺骗手法。他在中文版的呼吁书里讲的藏人和汉族(Han Chinese)的民族关系,不是英文版里讲的藏人和中华民族(Chinese)的关系。显然达赖是知道十三亿人民在想什么的。但他为了讨好和迎合西方写的这份呼吁书又不得不写给全体中国人民听,所以他也就只好铤而走险玩上了这愚蠢的欺骗游戏。 

在整篇的呼吁书中,达赖一直在玩这个两面派的欺骗手段。 

I am deeply saddened by the loss of life in the recent tragic events in Tibet. I am aware that some Chinese have also died.”中文版是“这次在西藏发生的不幸事件造成许多人员的死亡是极其不幸的,得知其中有少数汉人也丧生。” 

Chinese brothers and sisters, I assure you I have no desire to seek Tibet’s separation. Nor do I have any wish to drive a wedge between the Tibetan and Chinese peoples. On the contrary my commitment has always been to find a genuin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Tibet that ensures the long-term interests of both Chinese and Tibetans.”中文版是“在这里,我向汉族同胞们保证,我绝对没有分裂西藏或者是在汉藏民族间制造矛盾的图谋,相反地,我时常为寻求西藏问题在汉藏民族长久互利的基础获得解决而进行努力。” 

Since ancient times, Tibetan and Chinese peoples have lived as neighbors.”中文版是“藏汉两个民族自古以来毗邻而居。” 

I believed that this would best serve the long-term interests of both the Tibetan and Chinese peoples.”中文版是“我坚信这是实现藏汉两个民族长远共同利益的最好途径。” 

达赖在呼吁书里不光是多处把藏人和中华民族并列或对等起来,有几处是赤裸裸地宣扬他的西藏流浪政府以及西藏和中国是并列和对等关系的观点。 

这一段,“In 1974, following serious discussions with my Kashag (cabinet), as well as the Speaker and the Deputy Speaker of the then Assembly of the Tibetan People’s Deputies, we decided to find a Middle Way that would seek not to separate Tibet from China, but would facilitate the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Tibet.”这不是在讲西藏流浪政府的合法性又是什么? 

在另一段里,达赖讲,“Soon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9,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entered Tibet finally resulting in the 17-point Agreement concluded between China and Tibet in May 1951.”在这里,中国和西藏是并列的和对等的。但在中文版里他又玩弄欺骗手段没有把“between China and Tibet ”翻译出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後,人民解放军就进入西藏,最终於19515月签订了‘十七条协议’”。 

我以前一直以为我们对达赖了解不够,达赖也在和汉民族交流方面做得不够。我一直觉得达赖要得到中国人民的理解和同情才是他的唯一出路。我到现在也觉得我们应该多了解藏人的想法,也希望藏人能多让我们了解他们的想法。但现在看来,达赖虽然是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是有一定了解的,他也知道中国人民在想什么,但他坚持把西藏和中国对等起来,坚持把藏人和中华民族对等起来。无论这封呼吁书能让达赖在西方得到多少同情和怜悯,但他的分裂立场对十三亿中国人民来讲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而他在呼吁书的中英文两份版本上玩弄的欺骗手段,只会在失去中国人民同情的方向越走越远。


-请看《达赖喇嘛对华人呼吁书的中文版和英文版》

[打印]
 
母亲怎么可以为儿子生子呢? 2008-03-29 18:48:31

找几个常犯的文字错误吹毛求疵一下。 

一.  贵州日报报道:“一个女人在贫困的山沟里默默地承受着生活的一切压力,艰难地撑起5口之家,苦苦地把3个儿子拉扯长大,并一个一个为他们娶妻生子,什么苦头都吃尽了。”母亲可以为儿子娶妻,怎能为他们生子?

二.  俺们经常读到“孔子说,食色,性也”或“孟子名言,食色,性也”。“食色,性也”出于《孟子》,却不是孔子和孟子说的。说话的叫告子。

三.  经常收到有的公司寄来的广告或邀请邮件。里面多有一词:“我司怎么怎么。。。”公司二字里的司字是动词。你可以讲我厂(工厂)我校(学校),但不能讲我司,除非你是机关里的司级单位。

四.  经常在电视里看到讲北宋的古装剧里有“北宋”二字的大旗,或在讲隋炀帝的电视剧里称他为炀帝。。。这种错误是不分时空。北宋是后人给那个时期起的,当时没人叫它北宋。当时谁要是讲皇帝以后要南迁变南宋,那是要被杀头的。隋炀帝之类的是皇帝老儿死了以后的溢号。活着的时候就叫上了,也是要被杀头的。

五.  经常看到“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其实圆明园不是八国联军烧的。圆明园是1860年被英法联军烧的。八国联军到1900年才入侵北京,那时已没圆明园。

[打印]
 
达赖喇嘛今日发出对全球华人的呼吁 2008-03-28 11:57:17

我一直觉得我们汉人应该多了解藏人的想法。许多事情是因为误解而造成的。这方面达赖做得很差。他只对西方人讲话。以前我从没听过他和汉人讲他的理想和想法。就算不为西藏,中国有那么多的佛教徒,他也应该和中国的佛教徒对话。今天,达赖发布了对全球华人的呼吁。原文是中文,发布在一个叫西藏之页的网站。因为本文未发表在西藏流亡政府的英文网站,所以到现在还无法证实该呼吁的真实性。达赖有他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但起码,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开端。我不加评论,大家看吧。

十四世达赖喇嘛对全球华人的呼吁

2008/03/28

今天我首先向全球华人同胞,尤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所有汉藏同胞们,表示真诚、友好的问候!同时,针对近期在西藏发生的事件,以及相关的汉藏民族关系等问题发表我的想法,并以我个人的身份对大家做出一些呼吁:

这次在西藏发生的不幸事件造成许多人员的死亡是极其不幸的,得知其中有少数汉人也丧生。为此,我感到万分的同情和悲伤。在这里,我要向所有的死难者及其家属表示沉痛的哀悼和慰问。同时也为死难者的亡灵进行做法祈祷。

这次事件不仅表明了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同时也表明了通过和谈寻求实现和解的紧迫性。为了扭转目前这一情势继续恶化的局势,我已向中国领导人表达了为实现和平与稳定而共同配合的意愿。

在这里,我向汉族同胞们保证,我绝对没有分裂西藏或者是在汉藏民族间制造矛盾的图谋,相反地,我时常为寻求西藏问题在汉藏民族长久互利的基础获得解决而进行努力。正如我多次阐明的那样,我关注的是西藏民族独特的文化、语言文字以及民族特性,并使之得以延续与保护的问题。做为一个如法守戒的佛教比丘,我保证,我的愿望是真诚的,我的动机是诚恳的!

今天我要呼吁中国领导人,重新审视你们对我的评价,实事求是地解决存在的问题,并希望能够运用智慧与藏人展开有实质意义的和谈。为了促使国内实现稳定与和谐,避免在民族之间制造矛盾。中国官方媒体在报道这次事件时,采用编造和歪曲事实真相的宣传方式,其可能引发的难於预测的後果,乃至给未来的民族冲突埋下祸根等现象。对此,我感到万分的焦虑。例如,为了在我和汉族同胞之间制造矛盾,中国政府不顾我一直支持北京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事实,居然宣称我在破坏北京举办奥运会。然而,有部分汉族有识之士和学者对中国领导人的行为,以及由此可能导致未来民族关系难於逆转的恶果等现象表现出极大的关注,这令人鼓舞。

藏汉两个民族自古以来毗邻而居,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岁月中,我们之间曾有过联姻的亲密,也有过战争的硝烟。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的时间早於西藏,因此,汉族被藏人视为兄长而受尊敬,在海外,与我有过接触的汉人,包括从大陆来的朝圣者大都了解这一点。这一切鼓舞著我,并使我相信这将有助於藏汉人民的相互理解和信任。

在二十世纪,整个世界发生了一系列的巨变,西藏也未能例外。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後,人民解放军就进入西藏,最终於 1951 年 5 月签订了“十七条协议",尤其是我在 1954 年、 55 年间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期间,认识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大多数中央领导人并成为朋友。特别是在很多问题上得到毛主席的许多教导。并就西藏的未来得到他本人的许多承诺。由於受到这些承诺的鼓舞,加上受当时大部分中国革命领导人的决心和激情的影响,我满怀期望和信心地返回了西藏。一些藏族的共产党领导人也抱有相同的期望。返回拉萨後,我竭尽全力地为雪域西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中实现名副其实的民族区域自治而进行了努力,我坚信这是实现藏汉两个民族长远共同利益的最好途径。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大约从 1956 年起,西藏局势开始动荡不安。到 1959 年 3 月 10 日拉萨发生和平起义,我本人也被迫流亡他国。在以後的岁月里,诚如前世班禅喇嘛于 1989 年 1 月份的讲话中指出的那样:“在西藏虽然有许多建设和发展,但同时也遭受巨大的破坏和镇压";从根本而言,西藏人民处於慌惧不安之中,中国政府对藏人处在疑惧与提防的状态中。即使如此,我在 1960 年写的祈词中祈祷:“愿愚顽群体能识取舍,共具慈爱友好之福泽"。其中我并没有将刚刚残酷无情地镇压了西藏人民的中国政府视为敌人,而是祈祷能够化敌为友,友好相处。现在,这篇祈祷词已经成为在校学生为主的藏人每天必诵的功课。

1974 年,我与噶厦,议会的正,副议长经过深入思考和讨论之後,决定寻求一个藏汉共同和平发展,而不需要分裂的解决途径。当时中国还处於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我们与中国政府之间也没有任何联系管道,但我们认为,西藏问题迟早要通过和谈得到解决,西藏留在中国,至少在经济发展和现代建设方面可以受惠。因为西藏仅管有著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明,但经济建设落後。

西藏高原是亚洲诸大河流的发源地,因此,保护西藏高原的生态环境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最焦虑的是如何保护以慈悲为核心之藏传佛教文化,以及如何保护和延续西藏的语言文字和民族特性等。因此,我们非常真诚地为整个藏民族寻求名副其实的民族区域自治。关於藏族等各民族的这些权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已有明确规定。

1979 年 , 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对我的代表提出:“只要不谈独立,西藏的其他问题都可以协商解决"。由於我们已经对西藏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范围内寻求解决有了一个明确地认识,因此,我们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其後,我的代表们曾多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人员接触。从 2002 年恢复接触以後,至今虽已进行了六轮会谈,却均无实质突破。虽然如此,正如我已多次声明的那样,我要再次重申:我对中间道路的立场没有任何的改变,并愿继续保持接触和商谈。

今年将在北京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中国人民期待已久的盛会,我从一开始就支持给予中国主办奥运的机会,现在仍然坚持这一立场。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且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国家。随著经济的发展而且在日益凸显其大国的气魄,这是值得欢迎的。但与此同时为了赢得国际社会的重视和尊敬,必须要创造出透明、自由、法制、宽容与和谐的社会。例如因为对天安门事件没有得到合理公正的处理,致使很多汉人遭受痛苦。当前,在一些乡村,腐败的地方干部对成千上万受到不公平对待的平民百姓的依法诉求要麽不予理睬,要麽采取各种强制手段来压制。我对这一切的感受是基於作为人类的一员,同时作为愿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一员的。我认同和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先生提倡的“和谐"政策,但“和谐社会"需要言论自由,法制以及在对个人自由得到保障的基础才能产生,如果实现这一切,我坚信,包括西藏、新疆和内蒙等许多的重大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虽然内蒙的蒙古族只占内蒙古自治区总人口 2400 万的百分之二十不到。

最近,听胡锦涛先生说西藏的稳定关系到全国的稳定之讲话後,我对开启一个解决西藏问题的新时代充满了期待。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不论我如何诚心实意地避免汉藏分离而进行努力,有些中国领导人仍继续对我进行毫无根据的指责和批判。尤其是从今年三月十日以来,为发泄长期积累的怨恨和不满,在以拉萨为主的西藏三区许多地方爆发了民众自发的和平抗议示威,而中国政府则竟然马上就指责是我挑动制造了这些事件。对此,我呼吁组成具有公信力的独立调查组织,对事件进行彻底的调查,澄清事实,查明真相!

在此我要呼吁全球所有的汉族同胞们,不论你们身处何地,请关心我们两个民族间存在的问题,尽心尽力地去消除彼此间没有必要的疑虑和猜忌,为了促成和谈,在宽容、理解的基础上解决西藏问题而做出贡献。

祈愿世界和平安乐!

释迦比丘十四世达赖喇嘛 丹增嘉措於

西元 2008 年 3 月 28 日

-3月30日更新:达赖呼吁书的英文版。

An Appeal to the Chinese People

Today, I extend heartfelt greetings to my Chinese brothers and sisters around the world, particularly to thos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light of the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ibet, I would like to share with you my thoughts concerning relations between the Tibetan and Chinese peoples, and make a personal appeal to all of you.

I am deeply saddened by the loss of life in the recent tragic events in Tibet. I am aware that some Chinese have also died. I feel for the victims and their families and pray for them. The recent unrest has clearly demonstrated the gravity of the situation in Tibet and the urgent need to seek a peaceful and mutually beneficial solution through dialogue. Even at this juncture I have expressed my willingness to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to work together to bring about peace and stability.

Chinese brothers and sisters, I assure you I have no desire to seek Tibet’s separation. Nor do I have any wish to drive a wedge between the Tibetan and Chinese peoples. On the contrary my commitment has always been to find a genuin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Tibet that ensures the long-term interests of both Chinese and Tibetans. My primary concern, as I have repeated time and again, is to ensure the survival of the Tibetan people’s distinctive culture, language and identity. As a simple monk who strives to live his daily life according to Buddhist precepts, I assure you of the sincerity of my personal motivation.

I have appealed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PRC to clearly understand my position and work to resolve these problems by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I urge the Chinese leadership to exercise wisdom and to initiate a meaningful dialogue with the Tibetan people. I also appeal to them to make sincere efforts to contribute to the stability and harmony of the PRC and avoid creating rifts between the nationalities. The state media’s portrayal of the recent events in Tibet, using deceit and distorted images, could sow the seeds of racial tension with unpredictable long-term consequences. This is of grave concern to me. Similarly, despite my repeated support for the Beijing Olympics,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with the intention of creating a rift between the Chinese people and myself,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ssert that I am trying to sabotage the games. I am encouraged, however, that several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scholars have also expressed their strong concern about the Chinese leadership’s actions and the potential for adverse long-term consequences, particularly on relations among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Since ancient times, Tibetan and Chinese peoples have lived as neighbors. In the two thousand year old recorded history of our peoples, we have at times developed friendly relations, even entering into matrimonial alliances, while at others we fought each other. However, since Buddhism flourished in China first before it arrived in Tibet from India, we Tibetans have historically accorded the Chinese people the respect and affection due to elder Dharma brothers and sisters. This is something well known to membe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living outside China, some of whom have attended my Buddhist lectures, as well as pilgrims from mainland China, whom I have had the privilege to meet. I take heart from these meetings and feel they may contribute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between our two peoples.

The twentieth century witnessed enormous changes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and Tibet too was caught up in this turbulence. Soon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9,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entered Tibet finally resulting in the 17-point Agreement concluded between China and Tibet in May 1951. When I was in Beijing in 1954/55, attending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I had the opportunity to meet and develop a personal friendship with many senior leaders, including Chairman Mao himself. In fact, Chairman Mao gave me advice on numerous issues, as well as personal assurances with regard to the future of Tibet. Encouraged by these assurances, and inspired by the dedication of many of China’s revolutionary leaders of the time, I returned to Tibet full of confidence and optimism. Some Tibetan membe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lso had such a hope. After my return to Lhasa, I made every possible effort to seek genuine regional autonomy for Tibet within the famil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I believed that this would best serve the long-term interests of both the Tibetan and Chinese peoples.

Unfortunately, tensions, which began to escalate in Tibet from around 1956, eventually led to the peaceful uprising of March 10, 1959, in Lhasa and my eventual escape into exile. Although many positive developments have taken place in Tibet under the PRC’s rule, these developments, as the previous Panchen Lama pointed out in January 1989, were overshadowed by immense suffering and extensive destruction. Tibetans were compelled to live in a state of constant fear, whil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mained suspicious of them. However, instead of cultivating enmity towards the Chinese leaders responsible for the ruthless suppression of the Tibetan people, I prayed for them to become friends, which I expressed in the following lines in a prayer I composed in 1960, a year after I arrived in India: “May they attain the wisdom eye discerning right and wrong, And may they abide in the glory of friendship and love.” Many Tibetans, school children among them, recite these lines in their daily prayers.

In 1974, following serious discussions with my Kashag (cabinet), as well as the Speaker and the Deputy Speaker of the then Assembly of the Tibetan People’s Deputies, we decided to find a Middle Way that would seek not to separate Tibet from China, but would facilitate the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Tibet. Although we had no contact at the time with the PRC – which was in the mids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 we had already recognized that, sooner or later, we would have to resolve the question of Tibet through negotiations. We also acknowledged that, at least with regard to modern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would greatly benefit Tibet if it remained within the PRC. Although Tibet has a rich and ancient cultural heritage, it is materially undeveloped.

Situated on the roof of the world, Tibet is the source of many of Asia’s major rivers; therefore,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on the Tibetan plateau is of supreme importance. Since our utmost concern is to safeguard Tibetan Buddhist culture – rooted as it is in the values of universal compassion – as well as the Tibetan language and the unique Tibetan identity, we have worked whole-heartedly towards achieving meaningful self-rule for all Tibetans. The PRC’s constitution provides the right for nationalities such as the Tibetans to do this.

In 1979, the then Chinese paramount leader, Deng Xiaoping assured my personal emissary that “except for the independence of Tibet, all other questions can be negotiated.” Since we had already formulated our approach to seeking a solution to the Tibetan issue withi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PRC, we found ourselves well placed to respond to this new opportunity. My representatives met many times with officials of the PRC. Since renewing our contacts in 2002, we have had six rounds of talks. However, on the fundamental issue, there has been no concrete result at all. Nevertheless, as I have declared many times, I remain firmly committed to the Middle Way approach and reiterate here my willingness to continue to pursue the process of dialogue.

This year, the Chinese people are proudly and eagerly awaiting the opening of the Olympic Games. I have, from the start, supported Beijing’s being awarded the opportunity to host the Games. My position remains unchanged. China has the world’s largest population, a long history and an extremely rich civilization. Today, due to her impressive economic progress, she is emerging as a great power. This is certainly to be welcomed. But China also needs to earn the respect and esteem of the global community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open and harmonious society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parency, freedom, and the rule of law. For example, to this day victims of the Tiananmen Square tragedy that adversely affected the lives of so many Chinese citizens have received neither just redress nor any official response. Similarly, when thousands of ordinary Chinese in rural areas suffer injustice at the hands of exploitative and corrupt local officials, their legitimate complaints are either ignored or met with aggression. I express these concerns both as a fellow human being and as someone who is prepared to consider himself a member of the large family that i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is respect, I appreciate and support President Hu Jintao’s policy of creat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but this can only arise on the basis of mutual trust and an atmosphere of freedom, including freedom of speech and the rule of law. I strongly believe that if these values are embraced, many important problems relating to minority nationalities can be resolved, such as the issue of Tibet, as well as Eastern Turkistan, and Inner Mongolia, where the native people now constitute only 20% of a total population of 24 million.

I had hoped President Hu Jintao’s recent statement that the stability and safety of Tibet concerns the stability and safety of the country might herald the dawning of a new era for the resolution of the problem of Tibet. It is unfortunate that despite my sincere efforts not to separate Tibet from China, the leaders of the PRC continue to accuse me of being a “separatist”. Similarly, when Tibetans in Lhasa and many other areas spontaneously protested to express their deep-rooted resentment,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immediately accused me of having orchestrated their demonstrations. I have called for a thorough investigation by a respected body to look into this allegation.

Chinese brothers and sisters – wherever you may be – with deep concern I appeal to you to help dispel the misunderstandings between our two communities. Moreover, I appeal to you to help us find a peaceful, lasting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Tibet through dialogue in the spirit of understanding and accommodation.

With my prayers,

The Dalai Lama

March 28, 2008

-请看报告温总理,我也有达赖喇嘛真分裂假和平的确凿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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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观点:海外华人和网民也许已成中国的麻烦(图) 2008-03-27 16:36:06

拉萨的骚乱事件可以讲已经过去了,事件的定性结论也由中国胡领导在昨天和美国布领导打电话时给公布了,那就是这次骚乱是严重侵犯人权、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暴力犯罪活动。虽然胡领导也要求达赖停止目前在西藏等地煽动策划暴力犯罪活动和破坏北京奥运会的活动,但胡领导并没有直接指责是达赖在操纵这次骚乱,也没指责这是分裂中国的罪行。中宣部和CCTV的话俺是不太信的,因为那是糊弄爱国者愚民的。可胡领导亲口下的这个结论,俺还是有点信的。 

问题是:骚乱是过去了,但骚乱所引起的海外华人和中国网民对西方媒体不工整公正报道西藏事件的抗议活动所引起的给中国带来的麻烦却在继续延伸中。 

在俺给你分析为什么这次抗议给中国带来麻烦前,先让你看一些你也许知道但俺可以肯定广大网民并不知道的一些事实。

  • 引起海外华人和网民对西方媒体严重不满的一个原因是CNN在网站上用的这张骚乱的照片。CNN被指故意把暴民好像在打人的场景给剪了,而只用了照片的一部分。

  • CNN在广大网民的抗议后,已经在原故事的网页上把照片改成了未剪辑的照片。这个改正的行为让许多网民不满,觉得是CNN心虚了。

  • CNN开设了一个网上调查,问是否应该杯葛北京奥运。中文网站上马上有人号召去CNN网站选择NO。这些网站还怕许多人看不懂英文而提供了怎样选NO的步骤。CNN在看到中国人蜂拥而至时就把这个调查马上就关掉了。在俺注意到的CNN调查里这个调查的寿命是算短的。

  • 清华的一位毕业生马上设立了一个网站反对CNN。网站就叫anti-CNN.com. 包括华盛顿邮报在内的多家西方媒体采访了网站主人。

  • 那两个被海外华人和网民极力推崇的两个视频 "Riot in Tibet: True face of Western media"  "Tibet Was, Is and Always Will be a Part of China" 得到了七十万和上百万的点击。在好几万条留言里,看得出来绝大多数不是英文为主要语言的人留的言。

  • 323日有人在网上开始讲2008年的流行语hip phrase):做人不要太CNN。这是从2007年的流行语改过来的。2007年的流行语叫:做人不要太CCTV。那时CCTV被网民批评为无耻和不顾事实。现在CNN也得到这个评价。

  • 与此同时,中国的网民也在编造故事。网上曾经有报道成都有爆炸案,但后来被人认出引用照片其实是2005年福州的一起事件的照片。

  • 反对西方的网上抗议还在进行。这是一个提供喇嘛骚乱图片而骂CNNCNN的网站 

首先,俺不知道那么广大对CNN有深仇大恨的华人和网民有多少是经常看CNN的电视或网站的,但俺基本可以给这个问题下个结论,那就是是根本没有几个。如果你和俺一样基本每天都要看CNN电视(有时是没办法,在中国有时酒店里唯一的西方电视是CNN)或网站的话,你一定知道,CNN经常出现这些或出于记者立场或没把事情搞清楚而犯错的状况。俺非常不理解的一点是:你为什么对CNN剪了那张照片那样的义愤填膺?俺不是讲这张照片的内容。而是对这个行为。如果你和俺一样觉得那是CNN经常干的事情,你还会那么愤怒吗?所以讲啊,俺是觉得这些网民之所以对CNN那么愤怒,是因为他们太热爱CNN了,在他们心里CNN是完美无缺的和公正中立的。如果不是他原来心里就认为西方媒体是完美无缺的,他们为什么会对改动一张照片就那么冲动呢?俺再告诉你一下,CNN从来就没有讲过自己是正确完美的。也没人会对CNN做这样的评价。俺倒觉得这些反CNN的网民到是有这个嫌疑。 

再来看这张照片的内容。俺就认定CNN是故意改动的,是有严重政治目的的,是以反华为目的的。这难道是新鲜事吗?西方媒体习惯性地妖魔化中国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台湾问题,西藏问题,新疆问题,人权问题,民主问题,现在还多了个食品和玩具安全问题,都是他们“蓄谋已久”反华的话题。你去股沟一下,有几条是为中国讲话的?几乎是零!其实妖魔化中国根本就不是什么“蓄谋”,那根本就是冠冕堂皇的反华课题。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网民已经把CNN当成CCTV看了,要求CNNCCTV一样爱中国。 

再回头来看看网民的行为。在视频里,F word成了骂西方的经常用的词。那些粗鲁的留言,在俺看来,已经严重损害了影响了中国人的形象,所以俺在这里以一个海外华人的名义抗议。这些网民的行为是让他们好象出了口怨气,可这和那些扔石头的暴民有什么差别?只是你没去CNN扔石头而已。 

如果俺再来告诉你西方本来就是设了个CNN那样的套,等着你来上钩,把你的形象弄成和巴勒斯坦青年一样的暴民,这样他们有了更多民意和借口来反对中国和中国老百姓和制造麻烦,你怎么看?而且俺还告诉你这个真是西方蓄谋已久的阴谋,你信吗?反正俺信。

-请看前文《拉萨的骚乱者为什么要抢白卫生纸?》

-补遗:有人指责或暗示俺在鼓励对西方逆来顺受。俺没有!俺只是讲这种方法在给中国帮倒忙。不能讲俺不喜欢这种方式就要顺从西方媒体。Again,对媒体,CCTV也好,CNN也好,没有什么完美的媒体,你信不信是你个人的事,不存在道德评判问题。再有一点,这世界上靠你骂F根本不可能改变别人的意见。CNN不是在被人骂以后改照片的,是在很多西方目击者公布他们的所见所闻后才改照片的,而且没有改变CNN的立场。俺要是CNN,根本不把这些骂人的话看在眼里,就象俺根本不会把你骂俺的话看在眼里一样。

-再补遗:俺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可以看俺的前文:《应该让这样的城管来管拉萨骚乱》《比约克上海演唱会喊藏独和拉萨骚乱是巧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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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要警惕台湾大选后马英九“一市两国”的阴谋 2008-03-22 17:20:18

明天出差要用车,是个周末,所以今天和司机打电话约时间。司机是台湾来的蓝营支持者,今天电话里他一反过去几年老是喋喋不休指责陈水扁的常态,在电话里抓住俺就兴奋地聊个没完。是啊,马英九的大幅胜利和前不久的台湾立委选举中蓝营的大胜,让过去将近十年来许多被陈水扁和李登辉憋得喘不过气来的蓝营支持者总算是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俺也相信马英九的胜利会让华盛顿的官员们,和关心台湾局势的大陆人,特别是中南海里的领导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但舒口气归舒口气,那是因为以前这三方,蓝营,华盛顿和北京有一个共同的麻烦,那就是陈水扁。现在陈水扁这块石头被搬开了,世界就太平了吗?这让俺想到二次世界大战,在希特勒被灭掉后,全世界也是长长地舒了口气,可世界就太平了吗? 

马英九个人的政治立场,譬如六四啊,什么功啊,西藏骚乱啊,骂温家宝啊,咱就不讲了。这显然都有可能会成为日后麻烦的根源。虽然他现在完全可以给温家宝打个电话,但这不会改变历史,也不会改变马英九的政治立场和态度。 

俺要讲的是,经过这么多年来民进党台独路线在台湾的播种和宣传,台湾海峡两边是两个国家这个概念已经在两千三百万人心中根深蒂固。那为什么蓝营会赢?陈水扁做得太烂,太意识形态当然是最大的原因。但那也是因为蓝营已经变质,朝一边一国这方向作了妥协和移动。要不然外省人只占16%的台湾人民不会投票给出生在香港的马英九。现在国民党和民进党在两岸问题上的最大差别是一个公开挑衅一个埋在心里不说。而两党的共同点就是两岸一边一国。民进党的国是台湾,而国民党的一国是中华民国。要注意的是现在蓝营的中华民国已经不是十几年前的中华民国了,而只是包括台澎金马的中华民国。这是台湾民主政治双方妥协的结果。谢长廷输掉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他没有掌握台湾老百姓的心态,不妥协,继续用两岸问题来争取主动。而马英九这方面就是顺了民意,不对大陆太挑衅,但也坚持台湾这边是中华民国。可以预期的是在马英九执政的这四年甚至八年里,你不大会听到台湾国这几个字,但也许中华民国就是台湾这几个字你会听得耳朵起老茧。 

按马英九在竞选期间许诺的政策来看,他当总统后会极力推动一中市场,也叫两岸市场。咱们必须要看到这一中市场背后的欺骗性。一中市场这几个字,在俺看来,基本就是针对大陆在反对陈水扁台独路线时的一些政策而编出来的。那时陈水扁搞意识形态和台独,大陆也没招,就提出以经济推动两岸关系。这是大陆没有办法的办法。是在台独口号满天飞时想争取台湾人心的招数。现在马英九会极力去迎合这个政策,是因为这也是台湾人民希望看到的。纽约时报今天采访了一位民进党的铁杆党员,他讲他投了马英九的票是因为他希望马英九能帮助台湾更多地进入大陆市场。但这位民进党员忘了他的党要求台湾独立的党纲了吗?没有!只是他觉得既然台湾国的牌子行不通,中国民国能行得通,又渴望借大陆的经济发展帮助台湾,所以他投了马英九的票。 

也就是讲,马英九背后的民意力量是要他以后推行“一市两国的政策”。一市是两岸市场,是迎合大陆,但让台湾实惠的招牌。两国是他们背后的政治主张。虽然这两国表面上不是一中一台,但最起码是两个中国。可以想象,无论怎么称呼,实质上马英九必然会和大陆在这问题上纠缠。而且由于马英九不是台独那派的,大陆还真没什么理由反对他的两个中国的主张。大陆一般对付敌人有一套,但对付马英九这样即不是敌人又不是什么朋友的一直没有什么招法。你对马英九太友好了当朋友,那人家是两个中国的主张者;你一不顺马英九的意思,你又害怕更大的敌人,也就是台独力量在台湾横行霸道。 

但“一市两国”绝对是个让胡锦涛警惕的问题。不能以为陈水扁下台了就两岸太平了。更何况,马英九的政策很可能会得到华盛顿的支持。那时大陆的压力会很大,也是双重的。

再回到俺那司机,俺在电话里和他讲“现在台湾人民对马英九的两岸市场政策期望很高,但如果大陆以此为要挟要台湾实质承认一个中国或一国两制,再来谈一中市场,台湾怎么办?”电话那头半分钟没有任何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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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如此搞笑语录 中国在他们手里管理你会放心吗? 2008-03-21 15:21:05

据说,这次会会应胡锦涛的要求开放思想,有意见就提。但伟大领袖在反右时也用过这招,最后提意见的都成了右派。但领导让你提意见你又不能不提。所以,这次会会基本上成了搞笑的会议。象俺提过的给女人生理期假期那样,很多代表委员的讲话让人忍俊不禁。俺来评论一下。 

1、全国政协委员、国资委副主任王瑞祥:“对于所谓垄断要科学界定,比如电信行业,固话业务、移动业务都有竞争,怎么能算垄断企业呢?当然不是。”

-此人有和伟大领袖一拼的本事,那就是先把“科学”这人人喜欢的东西抓住,然后开始胡说八道。中国电信和移动业务不算垄断,那这世界上就没什么垄断了。国资委和发改委的老爷们基本就是这些业务的即得利益者。这才是科学的界定。

2、全国人大代表、北京铁路局常务副局长罗金保:“春运期间铁路一票难求的现象始终得不到缓解,根本原因在于铁路票价太低。”

-什么东西都用市场供需来解释,这也是一大发明。但他老人家想过没有,很多人想做局长呢,按市场规律,他老人家是不是因为行贿最多才做了局长呢?按他逻辑,中国那么多人才是问题的源头,那杀他个8亿人不是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吗?

3、全国人大代表、铁道部副部长陆东福:“铁路部门在雪灾中的表现,至少打90分,不足的10分中,有七八分是失在我们运输能力不足造成的,另外两三分失在抗灾预案的估计不足。”

-全国人民都笑了。老毛和老邓都只把自己打三七开的分数。这位部长比老毛和老邓还伟大,还光荣,还正确。

4、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春运混乱为什么要气象局道歉?这要说明白,为什么要气象局道歉?” 

-这位局长以前肯定在地下室住了几十年,他压根就不知道气象局的职责是什么。这就好比讲一个杀人犯讲死者是由于脑内出血死的,有医学证明,这为什么是我的责任?一个样。

5、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省长林树森:“雪灾是一场自然灾害,除了部分擅自离岗、渎职等情况外,贵州省的干部表现得还比较好,不存在问责的问题。”

-言下之意,又不是我们官员要老天爷下雪的,管我们屁事。雪灾和他们当官的不相干。那什么和他们有关系呢?当官的到底是干什么的?就开人大会议一件事是他们的事?

6、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省长袁纯清(当被问到华南虎事件时): “在两会上,我们应该把精力主要放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上。” 

-该省长有泄露国家秘密的嫌疑。很多人怀疑人大是橡皮图章,开会过过场,但一直没有得到官方证实,该省长一席话终于吧迷给揭开了。

7、全国政协委员、陕西海星集团董事长荣海:“(华南虎事件)政府最初的愿望可能是好的。”

-日本入侵中国的愿望也是好的,共荣嘛。只要愿望是好的就可以避开质疑和问责,那就解释了官员公款嫖妓的普遍现象。为了帮助贫穷女孩嘛,愿望是好的。

8、全国人大代表、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提出的4.8%的物价涨幅预期目标是合适的,即便是到5%,也是可以的。”

-这位新行长很有数字概念。那5.1%就不行了吗?5.2%呢?5.3%呢?。。。不都才是0.1%的增长吗?

9、全国政协委员、玖龙纸业公司董事长张茵:“降低富人税负,把月薪10万元以上的最高累进税率从45%减至30%。” 

-这句话俺支持。但她的话成为笑话是因为她在中国的会会上讲。把这提案当笑话这本身就是个笑话。

10 11、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兆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穆麒茹:“钉子户为了他个人的利益,损害了包括开发商在内的多数人的利益!这也是房价上涨的原因之一。”“虽然房地产产业对国民经济作出了贡献,但总体仍受到了不甚公正的待遇。” 

-还要什么待遇?法院让房地产老板来开?然后把所有钉子户都给判了?

12、全国政协委员、星河湾地产董事长黄文仔:“房价高其实没关系,政府可以通过税收形成良性循环,这样对大家都有利。”

-这好像在说,你们穷人没面包吃?那就让我们富人更多剥削吧,然后政府多收税。大家有利。典型的强词夺理,歪理。

13、全国政协委员、祈福房产董事长彭磷基:“如果你还没有买房的话,快点去买,现在是一个很好的价格。”

-他没讲错啊,对房地产老板来讲,这是个很好的价格。

14、全国政协委员、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副院长曹淑敏:“手机通话费不是高收费。”

-她老人家的手机费一定是单位报销的。要么她老人家不会用手机。

15、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副省长陈晓光:“现在老百姓所反映的‘上学难、上学贵’的论调是不对的,我们从来没有过‘上学难’,也没有过‘上学贵’,我国也不存在‘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

-我国没有,美国有。估计他的儿子想来美国碰到困难了。在国内他是省长,他儿子会有上学问题吗?会贵吗?有了,贵了才是笑话呢。

16、政协列席、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如果实行分级管理,等于承认淫秽色情可以大量出版。”

-这句话道出了一个大问题。你一分级,就有了合法的淫秽色情。但中国的刑法是禁止淫秽色情的。你要分级,你就要去改刑法。改了刑法你就得去改宪法。。。讲到底,在中国就没什么自由,所以也不可能有清晰的法制。清晰的法制必然会给人民自由。人民有自由了,当官的权力不就小了吗?那怎么行啊。现在就是大家一笔糊涂账,反正淫秽色情到处都是。大家都开心。

17、政协委员、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所谓看病难看病贵,我走遍全世界,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贵是中国。”“其实在中国看病并不贵,是人们的价值观念问题。”

-当然了,他不会外语所以其它国家看病都难。他是局长,在中国看病是免费的,还搭一个漂亮护士,便宜,太便宜了。

18、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韦苇:“国内旅游是省域之间互掏腰包,不会增加社会财富总量,反而污染环境,消耗能源,损坏文物,所以要控制国内游的规模。”

-有这么算经济的吗?我现在知道了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学家们算出来的中国经济数字全是错的。讲到底就是不想让老百姓有任何自由,连旅游的自由都要被剥夺了。

19、全国人大代表、山东济宁市长张振川:“允许有争论,但是标志城肯定要建。”(在回应108个政协委员签名反对在山东济宁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一事时张振川如是表示。2004年做过的一次预算认为,建造这个标志城将耗资300亿元人民币)

-地道的鸭霸!你有意见可以提啊,你提啊,但只能保留你的意见,组织上已经这么决定了。这就是中国式民主。

20、全国政协委员李晓东、王二虎、周一波、王西林联名提交提案:“每年清明节黄帝陵祭祖活动由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共同主办,陕西省政府或国内各省轮流承办,国家主要领导人担当主祭,各省负责人率团、港澳台代表、海外各国华人代表共同参加祭祀,电视全球转播,把祭祀黄帝上升为国家级的大典。”

-俺怎么感觉回到了八百年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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