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周小川：书斋里走出“央行舵手”

　　文/余玮

　　他是众多媒体关注的焦点，经常遭遇各路记者的“围追堵截”。央行行长的敏感身份让他不得不小心谨慎地对外释放政策信息，以避免引起市场的震荡。

　　提起周小川，人们首先会想到他是央行行长。其实在很多经济界人士眼里，周小川还是一位学者。他一直致力于宏观经济研究，发表过学术论文上百篇，出版过著作10多部，还两次获得国内经济学界的最高荣誉——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这些年，周小川在人们是是非非的争议中走过来，真实的周小川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央行行长周小川

　　“出其不意”之前的“肉搏”与酝酿

　　2005年7月21日19时，中国人民银行经国务院批准，“出其不意”地启动人民币汇率改革，宣布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个决策的出台，实际上早在2003年周小川赴任央行行长之初就开始酝酿了。

　　2003年，周小川上任不到一个月，日本就掀起了逼迫人民币升值的风潮，认为人民币被严重低估；随后美国国内要求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的舆论日益高涨。当年9月初，美国财长斯诺访华，公开要求人民币升值，并和周小川进行了一个小时的封闭会谈。

　　一时间，国际上形成了逼迫人民币升值的强大舆论氛围，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进入2004年，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依然不减。身为央行行长的周小川在国际、国内各种场合始终面带笑容，向全世界明确传达中国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声音。

　　仔细研读2005年以来央行的一系列举措及官员对外发表的言论，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立场的微妙变动。虽然从温家宝总理到央行官员无数次地向外界表明人民币不升值的立场，但同时也在不断抛出另外一个概念：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而外界一般认为任何放松管制的行为在当前都会导致人民币的升值。2005年4月25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魏本华在博鳌亚洲论坛上透露：人民币汇率如果发生调整，幅度肯定低于10%。这是外汇管理部门官员第一次如此具体地谈到人民币汇率调整的细节。此言一出，人们纷纷猜测“人民币升值为期不远”。此后，国际外汇市场围绕这一猜测风起云涌。

　　10年来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在保障中国经济高速稳定发展的同时，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大趋势。而且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正在逐渐损害中国经济运行的均衡和主动。早在1999年周小川在其专著《转轨期间的经济分析与经济政策》中，对此作了深入的分析。改革的方向在他看来，只能是适应中国经济发展需要的进一步开放和市场化。

　　在周小川和他的学术密友、前外汇管理局局长郭树清的共同主持下，2004年年中，央行初步完成了这项改革的具体方案。随后在完善补充的同时，制定了一系列保证该方案顺利实施的应急措施。也就是说，在市场感受“出其不意”的时候，汇率改革已经在政策制定上准备了两年有余，理论上的准备则更久。

　　箭在弦上，引而不发。人民币升值的时机、幅度只是一个非常技术性的问题了。2005年7月21晚，中国人民银行对外宣布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变盯住美元为参照“一篮子”货币，同时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这个消息迅速成为全球主要财经媒体的头版头条。当日全球汇市美元对各主要货币持续走低，而第二天A股市场盘中上涨超过2%，这一切现象符合之前的升值效果判断。

　　央行在汇率改革启动后不久，不但将政策越来越透明地传递到市场，而且针对金融机构和企业连续出台了一系列相关配套措施。2005年8月，周小川出席央行上海总部揭牌仪式时首次透露了备受关注的人民币汇率调节参考“一篮子”货币的币种：美元、欧元、日元、韩元、新加坡元、英镑、马来西亚林吉特、俄罗斯卢布、澳大利亚元、泰国铢、加拿大元等11种货币会成为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参考货币。周小川说，美国、欧元区、日本、韩国等目前是我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相应地，美元、欧元、日元、韩元等也自然会成为主要的篮子货币。此外，新加坡、英国、马来西亚、俄罗斯、澳大利亚、泰国、加拿大等国家与我国的贸易比重也较大，这些国家的货币对我国的人民币汇率也是很重要的。

　　周小川明确表示：“参考一篮子不等于盯住一篮子。盯住一篮子是机械地按篮子汇率指数的变化来调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以实现名义有效汇率不变，而我们所实行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周小川将中国正进行的汇率改革比作是“摸着石头过河”，要不时看一看前一步的情况和市场的反馈，看是否真正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从学界跨入政界并非偶然

　　作为央行行长，周小川广为人知，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他是中国人民银行第一位具有博士头衔的行长，至于他的身世与业余情趣更是鲜为人知。

　　周小川爱好广泛，不但爱好西方歌剧，善打网球，而且是身居高位并在西方学术期刊上多次发表过论文的唯一一位中国高官。

　　在同事眼里，周小川非常具有亲和力，温文尔雅，很有风度。他的讲话，不是八股味十足的口水话，而是富有理性色彩和专业水准的讲课。正是因为身处央行行长这个众人瞩目的位置，他在公开场合总是显得比较低调，出言谨慎。

　　周小川是清华经管学院系统工程专业最早的博士生之一。自1999年起，他作为清华经管学院的兼职教授、金融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已在清华大学招收博士研究生10余名。作为央行行长，周小川身负国家重任，公务十分繁忙，但他恪守师责，尽其所能对学生的学习和研究工作进行指导。

　　资料显示，周小川的籍贯是江苏宜兴，先祖是魏晋时期“除三害”的大名人周处。

　　周处后代在宜兴分为数支，周小川这一族是其中一支。周小川的祖父有4个儿子，周小川的父亲周建南排行第三。周建南1937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抗日战争爆发后走上革命道路。解放后曾任一机部副部长兼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副总局长，一机部机械研究院院长。后从事调查研究和参谋顾问工作，是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顾问。

　　周小川之所以从事金融工作，一定程度上受父母影响，“我的父母长期都在工业部门从事经济工作，受他们的影响，我从小就对经济问题比较感兴趣”。

　　尽管周小川一直被外界视作省部级“海龟”的代表，但周本人也经历过国内求学的艰辛。高中毕业后，正值“文革”开始，继续求学已无可能。1968年，20岁的周小川只能与大多数知识青年一样“上山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接受锻炼。“在那里整整呆了4年。这4年中，除了劳动，也有一些其他的接触，比如，对电话系统、载波广播系统进行一些工程设计，对机床作一些技术革新。”周小川说这些实践对他后来从事研究很有益处。

　　周小川屡获升迁同时在学界影响不减

　　1972年，作为第二届工农兵学员，周小川被送到北京化工学院读书。4年大学生活，他逐渐对计算机，特别是对计算机软件工程产生了浓厚兴趣。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市自动化技术研究系统研究室工作。两年后中国恢复研究生招生，周小川考上了机械研究院系统工程应用工业的研究生，师从中国工程界的老前辈严筱均教授。

　　如果对周小川的经济学研究作一个时间段上的划分，1978年前后这一段时间应该是个分水岭。在此之前，周小川只是对经济问题感兴趣；而在此之后，周小川开始进入到研究的层面。应该说，这一大变化与周小川所参与的两个涉及国民经济的大工程有关：“川汉输气工程”与“30万吨乙烯工程”。

　　“20世纪70年代初，很多人以为四川的天然气储量非常大，不仅每年可向武汉输送150亿立方米，甚至还有150亿立方米可送往上海。国务院对此十分重视，专门成立了一个‘输气管线办公室’，决定上马这一特大的能源工程。接下来，办公室就从全国调集了一大批技术人员。我也被列选其中，去搞管线压气站方面的自动化设计。”周小川说，后来才发现，原先上报的数据水份很大，实际上四川的天然气根本就没有那么多。“这样，‘川汉输气工程’也就成了空中楼阁，所有进口的设备、材料，连同我们所作的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

　　“另一个是‘30万吨乙烯工程’。据考察比较，这样的工程，我国的设计制造能力与国际的差距并不太大。于是，有关部门决定准备将整个工程实现设备国产化。可是，国内的石油价格太低，乙烯行业毫不费力就能赚取到高额利润，他们根本就不想购买国产设备。同样，设计部门和制造部门，也不怎么考虑经济选择原则，关起门来一门心思搞‘国产化’。结果费时多年，‘国产化’计划中途夭折。”于是，参与了成套设备中央控制系统工程设计的周小川，同样也是无功而退。

　　两次“劳而无功”的经历对周的触动很大。他开始意识到，这些项目之所以半途而废，与中国的经济体制密不可分。恰巧当时，在钱学森等一批系统工程学者的倡导下，学界有意运用系统工程解释社会发展问题、人口问题，以及经济问题。在前辈们的指导下，周小川从那个时期开始从事经济方面的应用开发。

　　1981年初，周小川研究出一个关于经济中长期发展的模型。当时，正值中央提出在20世纪末经济翻两番的宏伟蓝图，这一模型配合中央的构想，对发展、人口、环境以及部分经济政策问题进行了定量化、系统化论证。这一做法后来被证明，是国内用系统动力学和计量经济学在计算机上建立较大规模经济发展模型最早的一次尝试。

　　同一年，周小川与合作者研究出一套研究中国货币流通规律的模型，采用定量的方法，借助网络来描述货币流通的途径以及货币在每个环节滞留的时间，并表明其流向。以通过数量化的模型来描述金融问题方式，这在国内也是没有过的。

　　对于周小川在这一段时期的表现，经济学家吴敬琏的评价很高：“1979年至1980年，周小川曾构造了一个多部门动态发展的社会经济仿真模型，并用于政策分析。和许多从工程界转向经济分析的学者一样，他们都是先从结构问题和动态发展这种数量关系很突出的领域入手的。但周小川的结构分析一开始就突破了单纯物质生产领域的传统框架。他的这项工作及事后产生的论文，至今对学术界仍有启发。”

　　1985年，周小川于清华大学经济系统工程专业博士毕业，毕业论文是《国民经济模型与经济大系统的分解途径》。毕业之后，担任国务院体改方案领导小组成员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显然这不是一个权力职位，更多的是一个研究平台，周小川与当时中国顶尖的学者挥斥方遒。当时，具有良好经济学素养的吴敬琏对周小川的知识结构完善很有帮助。渐渐地，他的研究领域越来越广泛，涉及经济体制、宏观经济、金融、外贸、社保、财税、企业等多个层面，在研究过程中他特别注意借鉴学习国外的经验，发表了很多有关国际经验比较的文章。

　　此后，周小川先后任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助理、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委员。他是1991年起开始担任金融管理重任的。当年，任中国银行常务董事，1991年-1995年任中国银行副行长。曾是国家外汇专业银行的中国银行在中国四大专业银行里很有特色，一方面作为国家专业银行，当时实行的体制还有很强的计划经济成份，另一方面，作为外汇专业银行在海外有许多分支机构，这又需要银行实行一定程度的与国际接轨的制度和办法。此时，周小川的学术优势与外经贸部部长助理的经历，使其在中国银行的领导岗位上得心应手。他本人自然也在中国银行的实践中，学到了许多银行业的知识和经验。

　　走出书斋后

　　从1995年起周小川出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第二年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最能说明周小川经济学家本色的是，在屡获升迁的同时，周小川所著《走向开放型经济》一书获1994年度“安子介国际贸易著作奖”，论文《企业与银行关系的重建》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与政策建议》分获1994年、1997年度中国经济学界最高荣誉奖“孙冶方奖”。其间，周还以英文形式在国外发表了一些论文。

　　1998年周小川接替王岐山，出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与当年在中国银行当副行长不同，一方面，这一次他的位置是一把手，另一方面他要管理的建行在前任王岐山行长的管理下，很有起色，而且这时四大国有银行的商业银行化程度更高了，学习国际先进银行的管理经验显得越来越重要。据说，他曾努力推动人事管理方面的激励机制改革方案的出台。遗憾的是，任期较短，他很快就调任证监会任主席了。

　　自上世纪90年代初涉足金融界，周小川先后任中国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可以说亲身参与制订了中国银行业十年改革历程的每一个关键决策。但奇妙的是他从未担任过基层领导。

　　中国普通百姓认识周小川，更多的是他在证监会主席的任上。2000年任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第四任主席，是周小川职业生涯的一个高峰。周的任命宣布当日，沪深股市大幅高开，欢迎这位新锐的改革派官员。这被视为“业界和投资者对周小川均抱以高期望的信号”。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的发展，中国证监会主席已经成为公众的焦点。证监会主席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被媒体和市场所关注。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资本市场存在许多不规范的现象，这些现象不解决会影响资本市场的长期发展。周小川清楚地认识到中国资本市场的先天缺陷。建立一个规范的可持续发展的资本市场成为周小川的目标。于是他把保护投资者利益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作为重中之重，为此出台了一系列措施。

　　2001年《商业周刊》的“亚洲之星”评选中，中国证监会主席周小川入选“决策者之星”。评选委员会认为，在周小川履新以来，证监会出台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改革措施：诸如变“审批制”为“核准制”、引进国际会计准则、出台“退市令”、对操纵股价的违规行为进行严厉处罚等——使得中国的证券市场在深化改革、加强监管和规范化建设方面前进了一大步，越来越像美国的华尔街而非赌城拉斯维加斯。

　　2002年11月，周小川推出了他在证监会主席任上的最后一项重大改革：引入QFII(合格境外投资者)，市场对此反应冷淡。不久后周离任的消息传来，市场却以上涨表示“欢送”。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说，“周小川最大的贡献是为证券市场建立了规则”。

　　同年12月28日，周小川被任命为央行行长，再次被推到了中国金融改革的前沿。此时，新一届政府总理尚未正式出炉，无论是从惯例还是从速度上看，这项任命都是不同寻常的。仅仅就经济领域而言，金融改革将是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所要面对的最急迫的问题。接任前一天，周小川还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在上海谈论“上市公司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问题。

　　央行行长的位置，原本是一个远离“公众”的角色，而周小川却一次次成为“公众人物”。有着商业银行、中央银行和证监会多重经历，同时身为经济学家的周小川，似乎有理由让人们相信他能成功把握好中国人民银行的航向。 2008年3月,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小川再次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在接下来的任期中，人们期待着他能够自如地驾驭中国的货币政策，期待着中国经济继续创造奇迹。

　　谢旭人：从第一税官到国库管家　　

　　国家财政部部长谢旭人

　　文/新 伟

　　在全国“两会”采访期间，笔者目睹了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列席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时被各家媒体围堵的盛况——不足100米的路程，财长“走”了长达10分钟之久。对于人们普遍关注的我国未来财政政策，谢旭人的回答是：“要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在调整结构和促进协调发展上下功夫。”

　　“国库管家”自工人起步

　　2007年8月28日，谢旭人被中组部任命为财政部党组书记。两天后，即8月30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定，免去金人庆的财政部部长职务，任命谢旭人为财政部部长。自此，谢旭人从第一税官变成了共和国第一“大管家”。他接过了共和国越来越大的家业，如何扮演分钱者和“买单人”的角色为国人所关注。不少经济界的知名人士认为：谢旭人有着大量基层实践经验和经济专业的背景，在中国即将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之际履新，这位新财长注定将会在中国未来的财政政策路径上烙下鲜明的印记。

　　有“国库管家”之称的谢旭人生于1947年10月，来自素以精打细算善于理财著称的浙江宁波。与很多领导者一样，他曾长期在基层工作。对于至今普通话中仍带着宁波口音的他而言，宁波市镇海机械厂显然在他的人生旅途中占有重要位置。从1967年6月参加工作开始，谢旭人由工人至技术员、动力设备科长，再升至副厂长。他在这里有着长达14年难忘的工作经历。

　　1981年9月，34岁的谢旭人进入浙江大学工业经济管理专业干部专修科学习。大学毕业后，他正式迈入政坛，先后任浙江省余姚县副县长，鄞县县委副书记、县长，浙江省计经委副主任等职。

　　1990年，谢旭人的职业生涯出现了重大转折。这一年，他从浙江调入掌管10多亿人口大国钱袋的国家财政部。在短短8年间，谢旭人由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综合改革司司长升至部长助理，之后又升至财政部副部长。曾直接参与了1993年至1994年的财政管理体制和税收制度改革的调查、研究、实施全过程。

　　1998年，51岁的谢旭人首次有了独挡一面的机会，从财政部调任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行长一职。后又于2000年被调任中央金融工委副书记。此后不久，他再次履新——担任国家经贸委副主任。2003年初，在国家经贸委被撤销、新一届政府组成之际，谢旭人被任命为中国“第一税官”——国家税务总局局长。

　　无论是在财政部还是国家税务总局，人们对谢旭人的普遍印象是：“严谨、勤政、细致、务实。”在国税总局工作4年，谢旭人的微观把控能力和管理经验也是一笔财富。观察人士称，在财政部这样的宏观决策机构担任最高指挥官，谢旭人未来的宏观决策能力值得期待。

　　边为国聚财边为民减赋

　　作为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的谢旭人新官上任后的第一把火，就是在原来“以纳税申报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的税收征管模式上，加上“强化管理”4个字。用他的话说，就是“经济发展了，有税源了，并不等于这些税收就一定能够装进国家的口袋里”，而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就是要把责任落实到每个人头上：管户到人，管事到位。

　　谢旭人是土生土长的财税专家，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蜕变，也经历了10年一次的税务大变革，从1994年分税制改革，到2003年税务体制改革，谢旭人都参与其中。

　　1993年3月朱镕基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亲兼人民银行行长，以解决通胀、赤字等一连串经济痼疾。在经过与各地政府艰难的博弈之后，分税制正式实施。亲身经历了这一重要历史进程的谢旭人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衷。因此，他出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之后，虽然有种种改革措施出台，唯有围绕着征税增税的措施最见成效。他因此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征税措施最见成效、对中央财政贡献最大的国税局长。

　　在谢旭人接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之前4年，中国税收增长幅度平均达到15.5%，远远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上任之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坦陈责任重大。他说，汽车开得越快越难开，爬山爬得越高越难爬。现在再让税收增长一个百分点难度要比4年前大很多，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现在再增长一个百分点，它代表的成绩也要比以前大，内涵更丰富。

　　执掌国税总局的第一年，中国遭遇非典侵袭，中国经济和税收都面对考验。谢旭人心境如何，没有人能知道。不过，2004年1月1日，当一位记者按照约定的时间去采访他时，却不见他的踪影。原来那天早晨起来后，他一直守候在国家税务总局信息中心的电脑旁，仔细察看各省市区税务局陆续报上来的税收收入统计数字。12点左右，全国的统计结果出来了。统计显示，2003年全国共入库税款20450亿元(不含关税和农业税收)，增长20.3%，增加3446亿元，双双实现历史性突破。对于这个结果，谢旭人是满意的。

　　一位税务专家说，税收收入的增长确实有客观经济形势影响的因素，但谢旭人推动的税收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对税收征管效率提高作用很大。他一直倡导税务机关提高为纳税人服务的意识，改进工作方式。

　　与他共事过的国税总局官员说，谢旭人工作非常细致，对业务要求也比较严格。给司长们开会安排工作、讲解政策的时候，他每次都需要一块黑板，边写边讲，甚至画图解说。这位官员说：“谢局长讲过后，我们的工作思路就比较清晰了。”

　　担任国税总局局长4年，谢旭人喜欢到基层考察调研。基层税官评价这位局长时，出现频率最高的几个词是平易近人和严谨务实。

　　“真没想到国家税务总局领导把座谈会直接开到我们征管一线窗口！”一提起谢旭人局长在新疆昌吉市国税局办税服务厅调研时的情景，该局综合业务科科长王志芳就敬佩之情溢于言表。原来2005年8月3日，谢旭人一行抵达乌鲁木齐后，不顾长途飞行疲劳，直赴昌吉市调研。一下车，谢旭人没去会议室，径直走进昌吉市国税局办税服务厅，与综合办税服务窗口的工作人员攀谈起来。

　　每到一地，谢旭人总喜欢去办税大厅服务窗口考工作人员业务问题。谢对基层业务的熟悉也让地方税官们惊讶。一位在考察中与谢旭人曾有过接触的地方税务大厅工作人员说：“没想到他对税收征管业务流程及其细节的研究，比我们具体操作人员还细、还透。”

　　在担任国税总局局长之后，他曾在2003年中国财税论坛上提出了中国税改的7项命题，涉及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诸多税种的改革，还包括了农村税费改革及城乡税制并轨。当时，财税圈内人士称之为“谢七条”。这次税改很多内容由于非常敏感、牵涉面大，进行的过程并不十分顺利，也使这次税改的时间跨度一直延至2007年之后。

　　有着9亿农民的中国，三农问题是政府绕不开的难题。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高票通过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全部免征牧业税，中国延续了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走进了历史博物馆。

　　“在全国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重大决策于2000年确定，2003年全面铺开。2004年开始逐步减免农业税，2005年全国有28个省(区、市)免征了农业税。”谢旭人表示，农业税在新中国建设过程中曾经发挥历史性作用，广大农民为此做出巨大贡献。1949年至2005年我国农业税总收入累计达到4200亿元，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谢旭人任上能够在历史上留下一笔的税制改革举措一个是取消了延续数千年的农业税，这标志着中国再也不以农业与农民作为基础税基来养活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另一个成功的改革举措是顺应税赋平等要求，统一中外企业所得税，改变了在本国内资反遭歧视的不公平状况。

　　财长细言如何“分蛋糕”

　　2008年3月6日，北京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厅，马凯、谢旭人、周小川的记者招待会座无虚席。谢旭人的严谨让记者印象深刻。作为财政部部长，他操持着逾5万亿元的财政收入，对于数字有着特别的敏感。记者招待会上，对于谢旭人的提问也总是围绕着数字展开。每次发言，谢旭人都会先低头确认之后，再给出最准确的回答。

　　作为财政部部长，谢旭人面临重大的责任与艰巨的挑战。最根本的挑战来自如何将始于1998年的建立公共财政体系的倡议从理论落实到行动，并形成组织框架。

　　公共财政具有稳定经济、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监督管理等职能作用，是政府履行职能的物质基础、体制保障、政策工具和监管手段。在谢旭人看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要向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对各类社会主体实施统一的财税政策，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坚持以人为本，更加注重社会效益；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现代管理原则，做到依法理财、科学管理。

　　根据经济运行的发展变化趋势，合理把握财政政策取向，综合运用多种工具，积极发挥财政政策在稳定经济增长特别是优化结构、协调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并注重与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协调配合，控总量、调结构、促协调，不断增强财政宏观调控的前瞻性、及时性、针对性、协调性和有效性——这是谢旭人发挥财政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思路。

　　“控总量，就是保持总供给与总需求大体平衡，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物价基本稳定，防止大起大落；调结构，就是推动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协调，就是支持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根据当前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并与从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切实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同时，保持财政收入与经济协调增长，不断壮大财政实力和综合国力。”

　　谢旭人主张不断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大力支持保障和改善民生。他说，要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逐步退出对一般竞争性领域的直接投入。妥善衔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公共财政预算。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严格控制并努力节约一般性开支，降低政府行政成本。明确公共服务的范围，并根据公共服务的层次性，相对、动态地划分基本与非基本公共服务。调动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两个积极性，整合财政资源，增加对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并引导形成多元化的投入机制，优先保障和改善民生，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倾斜，向社会事业发展的薄弱环节倾斜，向困难地区、基层和群众倾斜。根据社会事业发展规律和公共服务的不同特点，立足我国基本国情，按照“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稳步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积极探索有效的财政保障方式，支持构建改善民生的长效机制。

　　在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财政部部长谢旭人表示，将把支持“三农”、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作为预算安排的重点，大力促进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他说，财政部将在全国推进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制度的试点工作，不断加大对农业保险保费的补贴力度，推出扶持生猪生产、奶业生产、油料生产的财税措施。

　　在回答财政促进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发展问题时，谢旭人说，中央财政要保障优先发展教育，支持全面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从2008年开始，中央财政将进一步提高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水平、免费发放教科书的水平、农村中小学生均公用经费的水平和中西部地区农村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标准，继续加大对农村家庭经济比较困难的中小学寄宿生的补贴力度。并说，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将安排相应的经费，在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的基础上，把城镇非从业居民——老人及儿童全部纳入到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体系，支持健全城乡医疗救助制度。

　　他还表示，中央财政还将大力支持加快建立健全廉租住房制度，帮助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同时，支持具有公益性质的博物馆、纪念馆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免费开放，支持实施农村中央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农家书屋以及县乡卫生、文化站所等方面的建设，积极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

　　2008年3月17日下午，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谢旭人再次通过国务院总理的任命，出任国家财政部部长。常言道，财税不分家。国家税务总局原局长谢旭人出任国家财政部部长，让人对国家未来的财政政策产生了些许联想。当年，他作为国家税务总局局长是强调“收钱”，力争“颗粒归仓”。如今，他接过了共和国这份越来越大的家业，这位中国“财爷”强调的则是“分钱”，如何把政府的“天下粮仓”看管好，如何扮演“分蛋糕者”和“买单人”的角色，在“宏调”和“紧缩”的前提下如何使中国经济不受伤害地稳健前行，这对于他同样是一种考验与挑战。　　

　　证监会主席尚福林

　　证监会主席尚福林：以不变应股市万变

　　文/吴志菲

　　在全国人大会上守候证监会主席已是证券记者的惯例。当红光满面、脸带笑意的尚福林出现在列席代表通道时,记者们立刻蜂拥上去。

　　稳重、低调、务实，这是知情者对尚福林的评价。当你直面这位中国证券界的巨擘时，你确实不得不为这位山东汉子的坦诚、沉稳、求实、睿智所折服……

　　低调入“市”：股市大跌给初接帅印的新主席出难题

　　央行、证监会、农行在长安街坐北朝南，三者的实际距离不会超过10公里。花了近两年的时间，周小川从证监会走到了央行；花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尚福林从农行走到了证监会。

　　周小川是2002年12月28日去央行上任的，此前的12月27日，尚福林已经在有关方面的陪同下到证监会和部下见了面。见面这天的上海股指是1382.97点，说市场给了中国证监会第五任掌门人一个“下马威”恐怕并不过分，手捧这份见面礼，尚福林想乐也难。

　　到2003新年首个交易日，市场给履新不久的尚福林又来了个“下马威”。2003年1月2日，沪综指下跌37点，创下1999年6月8日以来的新低。股市极度弱势，悲观气氛浓重。当时的分析人士认为，目前市场现状对尚福林来说不全是坏事，应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也许，股指位置当时相对较低，确实能为尚福林提供向上做多的空间，但是市场继续深幅下跌一时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作为证监会主席的尚福林恐怕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股民对“尚福林”三个字会寄予如此厚望，就在尚福林到任一周之后，上证指数一扫前期的阴霾，出现了连续的上涨，在2003年1月14日两市发生“井喷”行情，当天上证指数开盘在1386点，收于1466点，单日最大涨幅达到80点。对此，坊间一度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尚福林”意即“福临股市”，中国股市这下终于有希望了！

　　一如传说，尚福林确实低调得可以。除了职务所要求的几个讲话之外，初来乍到的中国证监会新主席没有急于接受媒体的访问(实为“追问”)，也没有在上任之初大张旗鼓地提出自己的独特主张，这与水深火热的中国证券市场对他的期望形成了鲜明反差。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尚福林没有做事情。尚福林曾是一个军人，他强调作战首先要摸清“敌情”。主政伊始，他就对证监会各部门以及各位负责人提出了近乎苛刻的“调研”要求。尚福林给属下的各部门及各特派办总共下达了14项调研任务，调研范围涵盖了券商、基金、上市公司、投资者结构、期货市场等多个命题。他希望借此来真正摸一次证券市场的“底”。不露声色的他，无声胜有声。

　　在履新之初，尚福林更多的是以拜年为由默默辗转于沪、深交易所考察。在深圳券商和基金公司的座谈会上，尚福林终于发出他的声音：要树立对证券市场的信心。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研，尚福林认为自己已经初步摸清市场的“底”了，在沉默之后他开始显示军人本色，坚决地出牌。是年1月底，在全国证券期货监管会议上，尚福林终于发表方向性讲话。业界人士当时分析认为，尚福林“坚持把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作为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证券市场的发展要服务和服从于国民经济的全局”的提法，说明新一届监管层已经在思考包括国有股减持等在内的历史遗留问题，只要有相应措施出台，市场信心有望重塑。会上，尚福林提出：“既不能割断历史，又不能迷失方向；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让市场一再回味。

　　是年3月27日这一天，深沪股票大涨接近3%，就被市场广泛传说成是尚福林正在上海与券商座谈的原因。看来，尚福林的确有自己的工作方式，表面上波澜不兴，背后却在不断使劲。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市场的再度沉寂，“尚福林”三字也被解释成了“上涨幅度为零”。也许以股指的涨跌来衡量证监会的工作成效并不准确，但市场却是以其独有的敏感见证着证监会的尴尬处境。

　　无论怎样，重视调研的尚福林已在默默地改变着中国证监会的行事作风，而这种改变也似乎已经影响到了各个层面。“尚福林还是蛮有新想法的，他的长处在于重视调研，而且在调研后能很快从中得出务实的结论，在执行过程中也是既坚定又灵活。当然，尚福林并非圣贤，他的调研活动也不可能面面俱到。”一位券商营业部老总这样说。无论如何，尚福林倡导的调查研究风尚带来了新的工作气象，有人说“这是他在证监会最大的贡献”。

　　青云有路：每一个台阶的历练都是一个特别的课堂

　　有人把中国股市比作火山，把坐证监会主席的位子比作坐火山口，尚福林为什么会被挑来放在火上“烤”呢？当年，在确定了周小川另有任用之后，流传在圈子中的猜测原来并没有尚福林这个人选，可以说尚福林的上任出乎市场的意料。但是当人们了解了尚主席的经历和性格之后，或许能对决策层的选择增添一份理解。

　　尚福林出生于泉城济南，18岁参军服役，22岁转业到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樱桃园分理处，有着5年金融实践经验、已经是党支部书记的尚福林27岁回到学校，在北京财贸学院(现首都经贸大学)主攻金融专业，毕业后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一干就是18年，从副处长、处长、副司长、司长到行长助理和副行长，一个台阶都没有落下。

　　大学时期的辅导员王福珍老师对尚福林仍然记忆深刻：“他在学校里就是这样，特别稳当。”尚福林在校时曾担任班长和党支部宣传委员，在他的带领下，这个班成为北京市教委评选的先进班级。尚福林的大学同班同学说：“我感觉他人很稳重、务实，看问题很客观，从不盲从激进、人云亦云。大家有心里话都会找他谈。”

　　现首都经贸大学金融系系主任贾墨月老师回忆说，尚福林在学校里就表现出很强的钻研精神，学习上遇到什么问题，弄不明白决不罢休。特别令贾墨月老师感慨的是，尚福林参加工作这么多年，仍一如既往地非常尊重自己的母校和老师。2002年10月，金融系举行校友庆典，尚福林举着一个大蛋糕走进来，让在场的老师和同学们都感到亲切一如当年。一位同学回忆起尚福林时说：“毕业以后，他虽一路顺风，但从不摆架子。遇到同学有事相求，从来都是尽其所能，给予帮助，从不推托。还像是我们的老班长。”

　　1982年，毕业后的尚福林由于品学兼优，成为仅有的两名分配到央行工作的同学之一。在其后漫长的工作中，尚福林一直保持着年轻时代的钻研精神，而他在上学期间就表现出来的稳健、务实，也成为他工作中一贯突出的特点。

　　据了解，1993年，尚福林时任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跟随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处理“三角债”。期间，尚福林的铁腕和效率被朱镕基发现并深得其赏识。在央行期间，货币政策发生了一系列的转变，尚福林是为数不多的全程参与了这些政策的制定或实施的人之一。

　　这一年，已经取得了硕士学位的尚福林，考入西南财经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著名的曾康霖教授。他的博士论文《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曾受到导师的高度评价。此后，尚福林先后编著了《中国货币政策信贷政策与制度》、《中国金融运作全书》、《金融担保实务全书》等书。尚福林的论著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又有高瞻远瞩的理论思想，体现了一名金融市场中的实践者的睿智和思考。

　　尚福林在央行工作期间，正好是中国银行业全面向市场化过渡的时期，可以说尚福林见证了一个历史时期。央行货币政策的职能部门也是三易其名，从当初的资金管理司到计划资金司再到后来的货币政策司，虽然只是名称上的改变，但在尚福林看来却是一种职能的演变，是一种更加适应市场经济的职能的到位。通过这一系列的转变，货币供应量的控制逐步成为宏观调控的一种手段，利率、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这些调控手段成为金融政策与宏观经济的结合点，在这一过程中，尚福林成为主要参与者之一和见证人。

　　1994年，尚福林升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1996年升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成为一名年仅45岁的副部级干部，并加入核心机构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尚福林最终走上重要岗位，除了他自身的专业素质和领导才能外，也与他在货币政策司较长时间的历练有着极大关系。

　　曾经在他部下干了10年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尚福林特别善于观察部下，有时候他让你晚上赶写一个材料，第二天他一看稿子就知道你加班到多晚。据他介绍，尚福林在工作上极为刻苦，在任人行副行长的时候，大到货币供应量，小到各种专项资金如农副产品收购资金、扶贫贷款等等，事无巨细，永远有开不完的会，但他除了工作之外鲜有什么其他的特别爱好。

　　2002年1月，尚福林接手困难重重的中国农业银行，出任行长，统管全局。这位既拥有博士学位又有基层信贷员经历的行长，当年在国内金融业实属罕见。熟悉他的人说，尚福林是一个非常谦和低调的人，他的性格比较中庸，在事业发展上既不急躁冒进，又不故步自封，属于典型的与时俱进者，这一点从他当行长的中国农业银行会成为中国汽车信贷老大这一业绩中就足以证明。

　　在现在的技术官员中，尚福林没有海外学习的背景，不过这并没有妨碍他成为现任技术官员中出色的一员，他是一位从基层做起来的实干家。在众多财经官员中比较特别的是，尚福林曾经有过部队服役的经历。军队生活所塑造的严明纪律性和果断的行动能力，或多或少影响着尚福林的性格与他从事的工作。

　　在许多人眼里，中国证券市场在当年经历过“革命”性的阵痛之后，需要安心疗养。在中国证券市场的争论沸反盈天之际，尚福林无疑是一个合适的折中人选。难怪他的大学同班同学这样说：“我去过他家多次，他生活上很简朴，我相信，他担任证监会主席一职后，将会从宏观角度考虑证券市场的地位，会从保护股民利益维护市场公平方面做很多工作。”

　　挑战快乐：多次在“下课”的流言中挺立如山

　　上任后的尚福林感到这个职位扑面而来的压力，同时他也感到了有一种被挑战的快乐——他是那种善于在背后默默推动事情发展的人。待人接物上比较随和的尚福林，尽管没有什么官架子，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工作的魄力。

　　2005年4月27日下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主题为中国证券法律制度的专题讲座，主讲人是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在专题讲座中，尚福林说，证券法律制度的核心任务是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维护证券市场秩序。他认为，进一步完善中国的证券法制制度，需要认真解决四方面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从证券市场改革和发展的实际出发，为市场创新预留空间；要进一步强化上市公司的责任，防范证券公司的风险；切实加强保护投资者特别是公众投资者合法权益；提高证券监管执法的有效性，增加相应的执法权限和手段。

　　中国证监会主席这个位置在部级干部中也许是最费心劳神的位置，因为只要股市一开盘，那么就有涨有跌，涨多怕狂热，跌多了担心不稳定，这根神经不由自主地就给抻得紧紧的。最要命的是，你每天面对的还是7000万时刻紧盯着这个市场涨跌的投资者，就是你不想给他们有交待，他们的千言万语也不得不令你提心吊胆。

　　2003年的夏天，尚福林在全国券商座谈会上确定券商发债的原则是扶优助强，会后，券商逼宫的传闻不胫而走。

　　2004年2月2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国九条”)后的首个交易日，当日上证指数从前一日收盘的1590点跳空高开，报收1623点，涨幅达2.08%。

　　无论对于中国证券市场还是对于尚福林个人来说，“国九条”的出炉都是件大事，市场人士将其称为“中国证券市场第七次重大政策利好”。可是有人数点2004年以尚为首的监管层的具体措施，除了2月的保荐人制度的正式实施外似乎没有什么值得关注，以至于在“国九条”出台一周年的时候，沪指从一年前的1623点下滑至1188点。对此，部分市场人士将其归结为监管层对于已经濒临“寒冬”的券商行业进行严厉整治的缘故。大约在2004年9月前后，“尚福林下课”的小道消息在市场中开始流传，消息甚至具体明确了继任者。加上证监会相关部门的班底需要调整，整个市场内各种猜测满天飞。在谣言漩涡中心的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却始终一言不发，一直没有选择出来澄清事实，直到2005年年初证监会的主要班子成员调整完毕，传言才不攻自破。

　　2005年2月，市场再度传出尚福林将下台的呼声……

　　在“下课”声中，尚福林坚挺如故。其实，中国证监会主席的平均任期也就是两年半，从刘鸿儒、周道炯、周正庆到周小川概莫能外。尽管有关尚福林下台的传闻有多次，但让不少人大跌眼镜的是：尚福林在中国证监会主席的位置上已经坐足了两年半。而今已经没有人怀疑，尚福林将是迄今中国证监会任期最“长寿”的主席，因为尚福林在他的任内启动了股权分置改革的试点，拉开了解决内地股市历史遗留问题的序幕。“好戏”才开场，主角怎么能轻易下场呢？

　　这就是尚福林，善于以不变应万变的尚福林。

　　尚福林是一个很低调的人，也是一个很谨慎的人，多年银行的从业经历养成了他沉默寡言、中规中矩的风格。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尚主席讲话极少脱稿，就是证券业协会召集的29次基金公司大会，尚福林也是照稿念稿，一句废话也没有，念完稿就抬脚走人，召集专家座谈会，更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说听意见就只带耳朵不带嘴。

　　“国九条”颁布之后，一直给人印象很谦和的尚福林，开始密集地出牌。中国证监会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继改革发审委之后，推行保荐制、试行股转债、试行新股询价制度、提出类别股东表决设计等等。当然，影响最大的举措是启动了股权分置改革的试点工作。

　　中国资本市场十分活跃，同时还有一系列亟须解决、完善的问题，这注定了尚福林是百姓眼中的一个热门人物。

　　2007年，尚福林大多时候是在给幸福中的股民们“降火”，他的“闲钱、闲时间、闲心”三闲理论颇受关注。这一年，他反复说，要始终保持审慎和清醒，切实增强忧患意识；要进一步夯实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内在基础，维护市场平稳运行。后一句话，他已经反复说了数年。　　

银监会主席刘明康

　　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我是做过运动员的裁判员

　　文/余 玮

　　“两会”期间，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刘明康的儒雅风采在记者的围追堵截中，遭到了空前严峻的考验。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式一结束,刘明康夹在熙熙攘攘的代表委员中在苦候的记者前刚一露脸,眼疾“脚”快的记者即冲到跟前，令周围的代表委员一时失了方寸，原本的秩序被瞬时打乱，很快刘明康被“拐”到楼梯的转角处。银行业的开放和改革是当下最热门的话题，夹在记者方阵中被推来搡去的刘明康，绅士风度未减，从容应对媒体的“拷问”……

　　从运动员到裁判员的转型

　　2003年4月29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挂牌，刘明康领命担纲。从商业银行行长到银行监管机构的负责人，刘明康的经历引起记者的浓厚兴趣。“我是一个做过运动员的裁判员，因此我非常了解运动员的心理状态和他们的愿望。”刘明康说，“我会保护他们参加职业赛的那种渴望和追求，我也会时时提醒他们，你虽然是职业的球员，但是你也必须上运动课和日常的训练。由此来保护他们在职业赛时不会受伤，不会违规，也不会屡战屡败。”

　　刘明康屡次受命于危难之际。他一直被视为解决银行系统内问题的专家，先后两次被当做“救火员”派到中国光大银行和中国银行去清理银行问题，后出任银监会首任主席更是如此。

　　1999年，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因受贿罪被捕，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刘明康于当年7月被紧急任命为光大集团董事长，刘的任期虽然前后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但他在光大银行推行的改革举措却可谓“牛刀小试”。刘明康上任第一件事情就是重整光大的财务结构以及加强投资过程中的内部风险管理。他强调整个集团，包括上市公司，都必须采用国际惯用的会计准则来审慎管理财务。在此基础上，1999年11月11日，中国光大集团收购了申银万国证券18%的股权，成为其最大的股东。同年，光大集团与加拿大永明金融集团合资成立了光大永明保险公司，这些举措在当时被视为中国金融混业经营的一个开端。

　　2000年，刘明康接任了中国银行行长一职，这一次他仍然是临危受命。

　　重回中国银行后对其多年体制积弊大刀阔斧的改革，让世人充分领略了刘明康的金融才华。广受关注的举措之一是，刘明康邀请花旗银行的专家对中行进行“诊断”，启动了业务和管理流程的整合工程。刘明康深知，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以及健全的决策系统，对银行的长远发展影响重大。鉴于此，他着手构造了以尽职调查和后评价为基础的科学决策系统，并建立了风险管理委员会、资产处置评审委员会与采购评审委员会。借此，中行完善了对高层管理者的决策制衡机制和风险评审机制，有效防范了授信决策、资产处置、基建及大宗物品采购中的道德风险。另外，在刘明康的推动下，中行修改了《中国银行章程》，完善了董事会职能和议事规则。

　　不过，在中行影响最深广的，还是刘明康推出的“地毯式轰炸”综合考核制度。所谓“地毯式轰炸”，据中行人士解释，即“每个员工都要接受领导和同事的打分，根据得分情况来考评其工作能力和工作业绩”。在两年半的时间里，中行共撤换6位省级分行行长，这种整顿力度在国内银行界可谓石破天惊。

　　2003年3月21日，中组部先后正式宣布中国银行行长刘明康出任中国银监会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肖钢出任中国银行行长。

　　当日下午4点30分左右，中国银行处以上干部会议在中国银行位于北京西单的总部举行，中组部副部长沈跃跃宣布肖钢出任中国银行行长。当时，刘明康向中国银行总行员工作了告别演说。会上，讲到动情处，刘明康多次哽咽，在场的员工无不感叹万分。显然，刘明康对中国银行的感情是真挚的。在向大家深情话别时，他这样评价自己在中国银行的3年：“这3年，是中国银行90多年发展史上极不平凡的3年，我们经受住了重大的考验，走过了很不平坦的发展道路。”

　　中国银行纽约分行违规事件、广东开平事件、中银香港成功上市、金融控股集团的试验等，刘明康的确经历了中国银行悠久历史上极不平凡的3年。在这3年，人们依稀看到了一个颇具胆识的银行家的身影。

　　2003年4月，银监会的成立无疑在中国金融史书写了重要的一笔。刘明康正式受任掌门，开始了由一位职业银行家向监管者的转变。

　　怎样做才算是一个良好的监管者？在银监会成立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刘明康表示：“我们根据国际经验设立了6条标准。第一，我们的工作要能够促进金融的稳定，同时又促进金融的创新；第二，努力提升我们国家银行业在国际金融服务中的竞争能力，作为中国的银监会要响亮地提出这个口号；第三，对各类监管设限做到科学合理，监管者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第四，一个良好的监管者要致力于金融市场上的公平竞争，并且为维护这种有序的竞争，反对无序竞争，做自己的有效努力；第五，对监管者和被监管者都要实施严格、明确的问责制；第六，高效节约地使用一切监管资源，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得为民所谋。”

　　在这一番监管宣言里，人们透过“促进金融创新”、“有所为有所不为”、“问责制”等新鲜字眼，隐约感觉到中国银行业的监管新理念。

　　经济的持续过热使银行业成为宏观调控的核心焦点，一连串的政策信号从这里发出。刘明康带着他的一班人马，风风火火地进入了自己的监管者角色。

　　初到银监会的短短第一年中，刘明康就马不停蹄地相继到各地对大小银行进行了专门调研。一系列的监管方案在刘明康“事必躬亲”的操作中渐渐浮出水面。

　　但是，热情并不能帮助刘明康和他的新班子收放自如，相反这个崭新的机构和它的领导人在仓促进入“至高”角色之后，感觉上的不到位和现场经验的不足，不时使自己置身各种非议之中：宏观调控总体政策导致的资金紧缩被不由分说“嫁祸”在银行的信贷政策上，刘明康和银监会首当其冲成为质疑对象。

　　刘明康并不申辩，但坚决地表示，在监督管理实践过程中，银监会将坚持一面鼓励创新，一面加强监管，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绝不会成为创新的阻力。身处中国改革关键的银行业中心，刘明康肩上的压力可以想见。

　　银监会和央行的角色关系曾一度是外界猜测焦点。刘明康明确表示：“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和银监会的监管工作将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中央银行与银监会将建立密切的联系机制，及时沟通有关金融市场风险和运营情况，共享监管信息。”事实上，银监会如何能稳妥而又恰到好处地和央行保持政策步调上的协调，保持管理口径上的一致，同时又能走出与央行并行的“体制摩擦”阴影，树立自己独立的监管形象和权威，对刘明康仍是重大考验。

　　内视为明，监管改革并举

　　1979年，33岁的刘明康成为中国银行南京分行(江苏省分行前身)的一名职员。他的金融生涯，就是从这里开始起步的。1984年，刘明康以过硬的外语和银行业务水平，通过层层考试被选拔到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工作。作为国际知名的金融中心，伦敦给年轻的刘明康营造了一个施展才华的绝佳环境。1984年7月至1987年4月，他先后担任中行伦敦分行贸易清算部副经理、业务发展部经理。其间，刘明康还于1987年从英国伦敦城市大学毕业，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可以说，从1979年步入中国银行开始，刘明康的命运就与中国银行业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先后在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综合性的金融控股集团公司和中国人民银行担任过高层领导，对中国银行业的方方面面都可谓了如指掌，中间还担任过福建省政府的副省长兼秘书长，“对企业和政府如何协调关系从善如流，举重若轻。是一位深谙中国国情并务实稳健的领导。”一位银行界高层人士这样评价刘明康。

　　刘明康以通晓外事、擅长国际金融业务著称。1996年，国家开发银行在日本发行了自己的第一笔武士债。当时，刘明康率领路演团队，从欧洲飞到美洲，满世界地跑。2002年年中，中银香港上市，他不止一次飞到日本去说服日本投资者。纽约分行出事，他往返于北京、纽约之间，跟美国财政部货币监理署(OCC)的人谈判。

　　早年留学英国伦敦，西式教育加上近30年的金融从业经验，让刘明康深谙现代金融业理念是重塑中国银行业的灵魂。在决策过程中对外籍专家意见的倾听和重视显现了刘明康的开放思维。在他的领导下，中国银监会组建了由国际知名金融人士组成的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包括了国际清算银行前总经理安德鲁·克罗克特、英国英格兰银行前行长爱德华·乔治、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前主席杰拉尔德·科雷根等具有很高知名度的国际金融界人士。他们在帮助制订中国银行业改革计划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国际咨询委员会的6个高级顾问中，有3个是英国金融监管部门的前任官员。有人分析说，刘明康的监管理念有“英式监管”的色彩，便常以此作为一个佐证。事实上，与中国银监会的成立渊源类似，英国金融服务局也是从英格兰银行分离出来的，应该说，英国对银行业监管的做法对中国有着很强的借鉴作用。

　　不仅中国银监会的“外脑”被打上了非常浓厚的英国色彩，即使就刘明康本人而言，也有着鲜明的英国烙印。1997年至今，东南亚、南美，甚至美国等世界多个金融市场都出现过动荡，但英国的金融市场却没有发生过大的金融风波，这不能不归功于现行的金融监管体制。在全球金融界获得良好口碑的英国金融服务局，自然成为中国银监会的国际标杆。

　　在金融圈内，刘明康以坦率、不尚空谈著称，这也体现在他对金融风险的清醒认识。他说：“多年来，我国银行业一直与风险赛跑。”刘明康认为，中国银行业主要存在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这三大风险。在这三大风险中，信用风险是最大的风险，而信息披露、信息透明是改变信用风险居高不下的关键所在。

　　1999年前，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例接近50%，相当于当年GDP的40%至50%。但由于种种原因，过去曾经对这个数字做了很多粉饰。银监会成立后，即以真实数字示人，反而取得很大的公信力。

　　这位敢于直言的金融家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银行业的问题在于分支行长权力太大，组织架构层级过多，缺乏效率，计算机系统只是模拟会计的手工运算，没有真正的数据库概念，而无法做到实时监控，假账不能被及时发现。“在国外，根本就没有听说过一个银行有几千个行长。”在当前社会文化背景下，刘明康此语极具穿透力。

　　在2004年打击银行业内部违法违规过程中，时常笑容可掬的刘明康给人们留下了“铁腕”的印象。2004年银监会的现场检查使一批高级管理人员落马，银监会因此也有了“金融警察”的美誉。2004年全年银监会共查出违规金额5840亿元，比上年增加4072亿元。同时，在银监会建议下，各类银行机构实际处分违规人员4294人，还有各类机构高级管理人员244人“落马”，被银监会依法取消任职资格。同时，全系统共派出检查组1.67万次，对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资产管理公司、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外资银行、城乡信用社、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邮政储汇局等进行了全方位检查。以通报、警告和罚款等方式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处理。

　　刘明康非常关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推出。《新资本协议》代表了监管理论中的先进理念。与原有的资本监管相比，《新资本协议》更加注重风险管理。2004年6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发布《新资本协议》后，银监会立即组织了翻译。刘明康认为，《新资本协议》的最大创新之处在于，允许银行采用内部评级法(IRB法)计算监管资本，这将有利于促进银行业提高风险管理技术。

　　刘明康一口流利的外语给国内外同行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还有妙趣横生的口才，员工都很喜欢他。据和他共过事的人说，刘明康的智慧往往是在轻松的气氛中流露，即使是硬邦邦的工作思路，也会在幽默诙谐的演讲中让人心领神会，“大会讲话时，下属员工很爱听他的发言。”

　　把脉中国金融领域改革热点

　　在刘明康看来，我国银行业与国际先进银行的差距，最根本的并不是哪些具体指标的高低，而是科学的发展理念缺失和体制性机制性障碍。“一是资本约束机制较弱。银行业是高杠杆率行业，具有科学的资本约束尤为重要。充足的资本不仅是银行业自身从事正常经营活动、应对各种风险的基石，也是强化自我约束、增强公众信心的保证。正因为如此，国际上把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视为银行业稳健发展的三大支柱之一。以往商业银行在业务迅速发展过程中，往往缺乏自我约束，忽视资本金的充实和积累，导致经营规模盲目扩张和资本充足率普遍低下。中国银监会成立后，严格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要求，促使整个银行业的行为规范发生了深刻变化，贷款增长逐步向理性回归。二是‘规模偏好’和‘速度情结’严重。我国银行普遍奉行规模扩张的粗放型发展路子，乃至在考核中以速度、规模论英雄。在这种惯性思维的支配下，金融机会主义和短期行为盛行，不仅使自身积累大量金融风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经济泡沫，加剧了经济波动，危及社会稳定。三是公司治理结构和风险管控机制存在明显缺陷。主要是银行产权结构不合理，委托——代理关系不明晰，缺乏有效的制衡约束机制。管理层次过多，法人的管控力和执行力较弱。人力资源使用和激励机制不科学，高管人员的选拔和考核时常偏离经理市场准则。”

　　刘明康说，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提高我国银行业国际竞争能力的迫切需要。“面对对外开放的新形势和新挑战，我国银行业只有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学习借鉴国际大银行先进的理念和技术，提高金融创新和管理能力，加快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的转变，才能生存和发展，才能成为合格的市场竞争主体，促进并维护国家金融安全。”

　　我国银行业已处在体制性与制度性变革的特殊历史阶段，这是一个“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的关键时期。刘明康指出，新形势下，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要立足科学发展，借鉴国际经验，着力改革创新，成为“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和效益良好的现代金融企业”。

　　2008年3月,在列席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刘明康对记者们表示，宏观调控对银行业的发展不会有负面影响。目前的政策依然是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近期部分地区受灾，灾后重建需要银监会和银行业一起努力，既要考虑风险防范，又要考虑恢复生产和重建的需要。”针对房地产贷款问题，刘明康说，中国房地产行业发展有客观需求，需要非常注意的是房地产信贷的风险。但是中国不会发生类似美国的次贷危机，原因很简单，我们不允许降低首付款比例。中国的做法是审慎的。关于港股直通车问题，刘明康表示，什么时候落实港股直通车，要根据市场情况而定。

　　中国金融政策的一个个动作牵动着百姓的目光。中国银行业脱胎换骨改革之际，刘明康能否让自己和银监会在中国金融改革的舞台上发出自己有分量的声音，我们将继续聆听……